66大寿是周岁还是虚岁过（66大寿是周岁还是虚岁,哪天过）

杨俊清

父母在改建后的砖房前合影，这是父亲一生住过最好的房子。

前言：父亲1939年农历四月初六生人。名字叫杨海山，是他小时候自己起的。他解释说：自己姓杨（音同羊），因为爷爷死得早，他小时候总是被别人欺负，就想如果羊到大海中的山上去，那里没有人烟，就不会被欺负。

听父亲说，祖上几辈人是从山东闯关东来到吉林省的，住在长春市东南郊区的双山村一带。到了太爷杨春旺（父亲的爷爷）这一辈儿，成为了当地大户人家，全家有好几十口人，都住在一个大院子里。有一年家里着了一场无名大火。父亲听老辈人说是因为家里什么事情得罪黄仙了（黄鼠狼成仙）。火是从院子大门柱子上烧起来的，烧的房子和财产什么都没有了。无奈所有的人分家。有的去了长春市南边的新立城水库一带，还有一股人家去了黑龙江鸡西一带，也有的不知道去了哪里。太爷带着太奶杨赵氏和孩子一家留在了原地没有走远。为了生计，太爷把家简单安顿了一下，就带着三个几岁大的儿子过了几年要饭的日子。爷爷那一辈哥仨，大爷叫杨贵、爷爷排行老二叫杨福、老爷叫杨发。太爷和大爷、爷爷我们姐弟六个都没见到过。只见到了老爷杨发。爷爷杨福长得高大，为人豪侠。听父亲说爷爷好骂人，外号叫杨二骂。看谁做事不顺眼就骂几句。爷爷二十几岁的时候娶了奶奶，奶奶姓王。结婚之后爷爷奶奶就与太爷分家自己过日子了。

一、父亲的童年。听父亲说他小时候住的房子是爷爷奶奶自己建的，是个简易的类似于窝棚的小屋，在离村子有一点距离的山坡上，好像附近还有野兽。那时候爷爷年轻有力气，非常能干，自己开荒种地。老婆孩子热炕头，一家人虽然不富裕却也够吃够喝。爷爷很是爱护自己的老婆孩子，不让奶奶干活。冬天的时候爷爷砍来枯树批很多木柈子，总是把屋里烧的热热乎乎的。奶奶在屋里领着孩子围着火盆烧土豆，蹦爆米花吃。一家人也是其乐融融。有一次爷爷带着年幼的父亲去亲戚家串门，人家的孩子玩家雀（巧）儿，父亲也要，亲戚家的大人孩子都没给。看到自己孩子的要求没得到满足爷爷很生气，饭菜不吃，酒也不喝，带着父亲就回家了。然而好景不长，1945年，父亲七岁的时候，长春周边闹鼠疫（日本人造成的，有人说是霍乱）。村子里死了很多人，有的一家就死掉几口人。村民们都知道这是传染病，谁家有人死了，出殡的时候都没人敢去帮忙。爷爷为人很仗义，看不过去，又不相信自己年轻力壮能染上病，谁家有人出殡他都去帮忙。几次以后自己终于也被感染了。病了几天没挺过来就去世了。没了爷爷，只剩下奶奶一个人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生活。家里没有没有了顶梁柱，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父亲的童年从此改变了。在爷爷去世不到一个月，父亲最小的弟弟出生了，由于自己无法支撑一个有三个幼年孩子的家，在叔叔出生不久，奶奶重新改嫁到了泉眼村东屯的宋家。四岁的姑姑和一岁的叔叔随奶奶也到了新家一起生活。父亲就被寄养在老爷家里（父亲叔叔的家）。听父亲说，由于刚离开自己的妈妈，又到了一个不熟悉新的环境，他过得很委屈，有些抑郁。每天要带着比他小的堂弟堂妹玩儿，吃住方面有些不受待见，哪里做得不好还要被呵斥，心里有话也没有谁可以说，有一段时间就不爱说话了。过了段时间奶奶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不认识自己的妈妈了。看到这种情况奶奶非常心疼，就把父亲带回到自己的身边，让他和住在泉眼村东队的姓宋的继父以及更小的弟弟妹妹一起生活。还算很幸运，宋家继父对他们很好，不但供养父亲三兄妹吃穿住用，还让他们读书。父亲在离家六里多地的马家坟小学跟一个姓齐的男老师读完了六年高小。很巧的是妈妈也是和父亲在一起读的高小。小学毕业后父亲和一群孩子到长春考中学，就是现在的长春市第六中学，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差了几分没有考上。不过高小的文化程度，在解放初期的农村也算是识文断字的文化人了。一直到七十年代，父亲还总是帮人家写信，念信。在生产队里经常帮着写一些简单的材料，记账，记工分。后来大队和公社经常搞文艺汇演，父亲和几个年轻人还能自己创作简单的剧本，并兼职导演。

二、父母的新家：1958年，父亲20岁（19周岁）的时候和母亲结了婚。婚后不久奶奶就去世了，当时好像才39岁。我们姐弟六个都没见到过奶奶。奶奶去逝后父母就从宋家分家出来单独过日子。全部家当只装了一副担子，一头是锅碗瓢盆，一头是两床被褥。姥爷姥姥心疼自己的女儿女婿，就和三舅一起帮助父母在挨着自己家房子西边山墙盖了两间小房子。从此父母就有了属于自己的新家。姥爷家住在泉眼西队，从此父母就定居在这里。那一年大姐晓华就出生了。一家三口的日子也是幸福快乐。陆续地二姐晓英、我、二弟俊和、妹妹晓娟都在这里出生了。只有小弟俊江不是在这里出生。还记得我们家院子西面一墙之隔是当时的大队部（相当于现在的村部），大队部并排建了两栋房子，其中一间是大队干部办公，开会用，另一间好像是作为卖东西的场所。我家后院有一棵生长了很多年的海棠树，一到夏天，不等果子熟了，我们就去摘了吃，一直吃到果子红了。有时候还在树上乘阴凉，树下地面被孩子们踩得很平坦，什么植物也不长，成了我们一个最好的玩乐场所。房子的前面院子靠西边的地里父母栽了一片杨树，应该有二三十棵。小男孩子淘气，有时候我和二弟就爬到树上去玩儿，把树枝子掰的掉落一地，衣服也经常刮破了，父母也不生气。家里还养了几只小鸡，总是在院子里跑老跑去找食吃。夏天热了，母鸡就在杨树地里刨出一个一个土坑趴在里面乘凉，刚出生的小鸡都围在它们身边叽叽叽叽地叫。记得妈妈每年还养一两头猪，猪圈就在杨树地北面，靠着大队部的院墙建的。靠墙是坐西朝东一面坡的屋顶，屋顶往前面用树杆子围好了几平方米的空地给猪活动和喂食用。

从小母亲就教导我们要懂事。家里来客人的时候，父亲陪着客人吃饭喝酒。小孩子是不能上桌子一起吃饭的，都要到外面去玩儿，或者在旁边呆着。直到客人吃好之后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才吃饭。家里有了好吃的，好用的要先给父亲。有了多余的小孩子才能享用。在外面，人家给什么好吃的不能随便伸手就要。见到长辈要用尊敬的称呼，等等。

由于家里房子很小，只有一铺炕。每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母亲总是让父亲睡在最热的炕头（烧火的一头），然后是妈妈，然后是最小的孩子。再然后是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开。我们家孩子多，所以总是睡得满满一铺炕。晚上睡觉前是最热闹的时候，姐弟们吵吵嚷嚷闹个不停。记不得是六十年代的哪一年了，我们村里通上了电。每家每户都在房檐子底下并排扯上两股电线，用白色的瓷瓶固定好。电灯就挂在屋地中央的棚顶上，电灯开关是长长的编织线绳儿，一头连着开关，一头垂直下来挂在墙边。用手一拉绳子就开灯了，再拉一下就关灯了。电灯泡虽然只是15瓦或者25瓦的白炽灯，但是已经标志着我们告别了煤油灯的时代。为了省电父母规定每天晚上八点多钟就要关灯，除非母亲要贪黑给我们做衣服才可以晚一些关掉电灯。每年春节前后父亲就会换上亮一点的，100瓦的灯泡。那几天感觉真豁亮。过了正月十五就再把大灯泡换下来。

我们小时候没什么零食吃，有时候父母就把自己家种的瓜子、苞米粒或者黄豆粒炒熟了给我们当零食吃。每次炒完了好吃的，父亲母亲总是给孩子们每人平均分一份，让我们保管好留着在以后的几天里自己吃。然后剩下的大家一起享用一个晚上。我们都很嘴馋，自己的一份很快就吃完了。然后就去偷二姐那一份。二姐有什么好吃的都舍不得吃总是留着，到最后都被我们偷吃了。家里就那么大个小地方，二姐藏在哪里我们都能找到。有一次她知道我们偷他的零食以后跑到父亲面前去告状。父亲只是简单告诉我们以后吃自己的，不要偷姐姐的。二姐也就不说什么了。记得当年家里有一个好看的小柳条筐，总是挂在房梁的一头。每次家里做了好吃的一次没吃完，母亲就用纸包好放在柳条筐里。我和二弟知道了这个秘密以后就经常去偷。一个人个子不够高拿不到，就两个人合作一个人扶着木头凳子，一个人去拿吃的。怕被母亲发现，就每次偷一点儿。其实母亲发现了也总是随便说一下，从来不骂我们。

三、年轻的生产队长。由于父亲有文化，又有一副热心肠，经常帮助乡里乡亲张罗事情，二十六七岁的时候就被大队领导和社员们选为泉眼大队西小队生产队长。当时的生产队五六十户人家，约有200多口人。大约八十垧农田。所有的社员都从事农业生产，没有其他产业。由于当时的集体所有体制，造成农业生产大邦烘，干多干少一个样。没有计件，没有考核，所有的农活都是大家一起干。每个男社员只要出工一天就挣到10个工分，女社员出工一天就挣到8个工分。当时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没有好种子和化肥，不懂的科学种田，粮食产量都不高。每个生产队的经济效益都不太好，一般每个男社员一天的10个工分能拿到1块钱，最差的甚至10个工分只能拿到几分钱。而由于父亲较强的经营管理能力，当年他领导的生产队社员每10个工分最多时候能拿到3块钱（可能相当于现在的300块了）。父亲当了将三年生产队长，给村民们带来很多的实惠，当时生产队的每个家庭都比临近生产队的人家富裕。听父亲说当时还有一些其它生产队的社员为了过上好日子，想要转到父亲的生产队来。但是1969年的一场不知道是什么运动开始了（改革开放前共产党经常搞各种运动），每个大队都住进了县里派来的工作组。有人为了当上生产队长就在工作组组长面前告父亲的状。工作组把父亲的队长职务撤掉了。由于新上来的生产队长麻益丰没有经营领导能力，又一心围着上级领导转，不研究生产，不为社员的生活着想，当年生产队每个劳动力的10个工分就只能收获1块钱了，后来最少时候10个工分只能拿到3毛钱。

1979年中国农村改革开始了，先是缩小农业生产核算单位，一个生产队分成三个独立核算的生产小组。由于父亲有过领导生产队的成功经验，平时在村子里也比较有号召力，又被一些村民选为一个生产小组的带头人。当年父亲带着全组的农民种地，搞副业，一年下来也取得不错的成绩。第二年农村改革彻底把土地分到了每家每户，生产小组解散了。父亲第二次发挥领导才能的时间也就只持续了一年。

八十年代初期农村开始兴起养殖热潮，很多胆子大一些的人开始搞副业搞养殖，同村的兽医麻春和养了200多只288白色蛋鸡，一年挣了几百块钱。第二年生产队电工宋乃斌也养了500只蛋鸡，挣了两千多块钱。接着还有苏立春、石海怀、石海云、曹文林他们都养鸡，也都赚了一点钱。1982年我已经上大学了，学的是兽医专业，和养鸡有一定关系。有一天放假在家，父亲和我说咱们家是不是也可以养一些蛋鸡，能多挣一点钱。我觉得可以，尤其是我学的就是兽医，还懂得一些技术。可是几次研究以后父亲都没有行动，他说害怕一旦赔了钱，家里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这时我感觉到，父亲已经被当年那次运动打击和十几年贫困生活磨砺的胆子变得小了，四十五六岁已经对自己的能力没有信心了。我只好安慰父亲说，你不用着急，等我和俊和大学毕业能挣钱家里就好了。

四、父亲的苦难。父亲七岁时短暂的寄人篱下的经历才是一生苦难的开始。1960年开始，连续三年自然灾害，也让父亲母亲吃了很多苦。母亲说，当时家里仅有的几斤粮食要留给两岁的大姐吃，父母只能喝煮过米粒的米汤。实在饿了就多喝水。父母还一起到深秋的田地里，尽可能找到可以吃的东西，比如烂的菜叶子、干枯的野菜。还吃过苞米芯、榆树皮等等。春天没有吃的就摘榆树钱煮了吃。同村的人有的吃了野徽菜，时间一长脸都肿胀变形了。

结束了自然灾害，刚刚过了几年好日子，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1969年那一次运动，对父亲打击非常大，最严重的打击是精神上的。之前由于父亲是生产队长，为了鼓励社员们劳动积极性，有时候晚上就会在生产队组织社员聚餐，或者给干得好的人多发一些粮食或者土豆粉条之类的东西。这就成了父亲所谓的经济问题。父亲生产队长的职务被撤掉了。接下来是一次又一次大会小会的公开检查，审查。这样的日子持续很长时间，也看不到什么时候是头，让父亲、母亲和全家人都觉得山大的压力。父母没有了以往的快乐，脾气也变得不好了，记得夏天的一个下午，八岁的我不记得犯了什么错误，父亲十分恼火，在院子里狠狠地把我踢倒在地。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的事情。当时我心里对父亲非常生气，甚至曾经有过离开家的想法。其实打了我以后父亲也后悔，但是他嘴上不说。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好像刚刚六点多，我还没睡醒。父亲匆忙地从生产队回来，把我叫醒说“大儿子，快起来跟爹上街（该）去”。我一听太高兴了，扑棱一下起来穿上衣服就跟父亲出门坐上生产队的马车走了。那时候，上街（该）在我们那里专指去到离家17公里外的长春市，坐马车要将近两个小时。在此之前我还没去过。后来我想父亲是打完我他心疼了，想借自己跟车去长春市给生产队办事的机会带我去玩儿，给我一个补偿。母亲当时心情也极度苦闷，一个冬天的晚上，父亲又被工作组叫去审查开会。由于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妈带着我和两个稍微大一点的姐姐还有二弟在家里等着父亲回来。那时妹妹晓娟还不到两岁，妈妈用花棉被包着她放在自己面前睡觉。屋里没有开灯，我们都静悄悄地在炕上坐着。妈妈不说话我们谁也不敢吱声。夜已经很深了，父亲还没回来，妈妈越来越着急，也没说什么，突然双手用力拍打在她面前睡觉的妹妹。正在睡梦中的妹妹被妈妈突然地拍打惊醒了，大声哭起来。过了一会儿，母亲抱着妹妹也开始哭，哭了很久。我们还小也不懂事，相继睡着了，也不知道父亲到底是多晚才回来的。那时候家里的气氛总是很凝重，我也感觉到很压抑。听父亲母亲唠嗑时候说是谁谁在后面告父亲的黑状，我就记下来，心想等我将来长大了就去找他们报仇。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三年，父亲的所谓经济问题总算过去了。但是由于这件事让家没有了房子，失去了最值钱的生活必备资产，按照当年农民的收入计算，一个家庭没有十几年的积累是盖不起新房子的。房子的问题成了父母当时最大的经济问题。然而接下来的情况比预想的还要糟糕。1970年最小的弟弟俊江在老叔家的北炕出生了。家里六个孩子吃饭穿衣上学要用钱，母亲要照顾好六个孩子就不能去生产队参加劳动，也就没有工分收入。全家八口人全靠父亲一个人每天10个或者多一点的工分养活。更为严重的是父亲被撤职后，麻益丰当生产队长，生产队的经济状况江河日下。当年父亲当生产队长的时候，10个工分能值3块钱，麻益峰当队长了，10个工分就值1块钱，后来最少的时候就值3毛钱。那时候割资本主义尾巴，又不让农民自己搞养殖、搞副业，没有额外的收入。这样的日子可想而知。当时家里的状况真可以用一贫如洗来形容。我们家也是全生产队最穷的人家之一。1971年，在我们一家最困难的时候还是三舅三舅妈带着几个表哥帮助我们一家只用几十块钱，历时将近四个月盖起了一个非常简易的三间泥草房（就是小弟俊江和母亲现在住房的位置）。让我们一家在以后的二十年间有了栖身之所。后来的十几年由于家里经济上底子薄、劳动力少，孩子多还都上学，家里的经济状况一直不好，到1976年累计已经欠了生产队500多块钱。为了改变家里的困境，父亲也想了很多办法。那一年听亲戚说父亲的一个本家叔叔在黑龙江鸡西煤矿当领导，传来的消息说也答应帮忙，父母就决定带领全家投奔他那里去找出路。临走前在三舅的极力劝说下才没成行。当时同村邻居沈纯良也因为贫穷全家出走黑龙江密山县，几年后讨饭回乡的结果告诉我们，其实在那个动乱贫穷的年代，社会底层的农民无论走到哪里命运都是一样的，反而越折腾越穷。当年我们一家没去鸡西煤矿真是幸运。后来，亲戚又给父亲介绍了一个在长春红星农场做农工的工作，每月可以挣50块钱，但是父亲算过账之后觉得还是不行就没去。

1977年大姐晓华高中毕业了，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能挣一些钱，帮助父母养家。家里的经济状况开始逐年好转。直到1979年才把生产队的欠款还清。以后的1981年夏天我和二弟俊和一起到邻近的劝农山乡住校读高中，1982到1986年我俩又分别上了四年大学，花钱比较多。父亲本来患有气管炎和肺气肿（后来发展到肺心症）身体不好，在1984年又遭遇到了一场意外车祸，没有钱治疗，身体也就更差了，不能干更多的农活。因此家里的经济情况一直没有好起来。记得当年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家里已经欠了亲戚们4000多块钱了。对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东北农村家庭，4000块钱绝对是一个很大的数字。直到1989年我承包了劝农山乡的一个养鸡场，弄了一些钱才把家里的外债还清。但是好日子却没有因此到来。1992年春天，全家住了二十一年的简易土坯房子终于支撑不住了。父亲说要维修一下，结果维修的过程中坏的更严重了，差一点砸到父亲。看到父亲着急上火的样子，媳妇和我一直劝慰父母不要着急。媳妇又借着自己在工商所工作认识人多，就到处张罗建筑材料，运到家里。我和二弟、小弟也尽可能筹备资金。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一处简单的砖房在992年的8月盖起来了。房子建成了，父亲得到了一些安慰。这间房子也是父亲一生中住过的最好的房子。

1993年在我和媳妇的帮助下小弟弟俊江也娶了媳妇。六个孩子都已经成家立业，父亲肩上的经济担子总算放下来了。然而由于当年政治运动中精神受到打击，多年来经济压力过大，又患有气管炎和肺气肿病，又经历一次严重的车祸，父亲的身体也垮了，生命也已经走过五十四个年头，享受好日子的时间也不多了。以后的日子里父亲虽然没有了养家糊口的经济压力，但是父亲的病却时时折麽着他。每天早晨，总是要咳嗽很长时间，有时候脸憋得通红，都咳嗽肿了，尤其是咳不出来的时候非常痛苦。冬天东北的天气寒冷，父亲的病就会更严重。每到晚上，父亲为了呼吸顺畅一点，总要趴着睡觉，即使躺下也要垫上很高的靠背才好受一点。看着他受罪，我们也很心疼，总是想办法给他买药治疗。父亲也很配合，看到电视里有关治疗气管炎的广告药品就让我给他买回来，还曾经很听话地去住了两次医院。但是吃了很多药，想了很多办法，父亲的病一直没有收到很好的治疗效果。最后几年，每到冬天的时候父亲都要靠吸氧气才能呼吸顺畅一些。临近去世前几年，父亲又经常出现神经症状，发病时没有意识，表情也很痛苦。2005年7月11日，父亲终于在各种疾病的折磨下凌晨两点多突然间离开了他辛苦建立起来的大家庭，离开了陪他艰苦生活了47年的母亲，离开了他悉心爱护，引为自豪的孩子们。独处的时候，每每想到父亲一生为了孩子们遭受的苦难，每每想到自己没有能让父亲多看几年人世间沧海桑田，每每想到自己没有给父亲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眼泪就会情不自禁地流下来。更为遗憾的是，父亲临别的头一年，有一天对我说：“清啊，给你妈买个手机，她出去玩儿的时候我方便找她”。我很快给妈妈买好了手机，父亲母亲都很高兴。等到父亲去世那天，我突然明白了，其实父亲是自己也想要一个手机，又不好意思说。唉！我真是太不孝顺了，当时为什么就没想到也给父亲买一个手机呢？

小弟结婚了

别人觉得我太过于顺着父母的意愿，父亲去世后甚至是惯着母亲了。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么多苦难的岁月，无法体会到父母亲当年的艰辛和不容易。我真的感觉到自己对父母亲还不够好。现在无论怎样，我对父亲的遗憾也永远没有机会补偿了。

五、父亲的才艺。父亲年轻的时候就是所在区里的文艺骨干，和妈妈等几个年轻人一起参加双阳县文艺汇演。表演二人转、地方戏曲等。听父亲说当年他们的节目还在双阳县广播电台播放过。爹的文艺才能纯粹是天赋，他没学过也不会谱曲。歌曲、二人转曲目都是听别人唱过就学会了。在以后很长时间里父亲和母亲都是当地的文艺骨干，每到有重大喜庆事件和传统节日的时候，都会参加大队和公社组织的文艺汇演。记得每一次汇演都会要评比，爹所在的团队有时也会得奖。如果哪一次没得奖，团队成员都要在一起讨论半天。有时候大家也会愤愤不平地说评比的不公平。但是说过了没几天就忘了。这些人还总是乐乐呵呵的。愿意唱就唱两句。我能记得的曲目有，《逛新城》、《我是公社饲养员》、《人民公社好》、《公社是棵向阳花》、《回娘家》。还有《山东柳琴》是根据当时的形势现编的新词，所谓老瓶装新酒。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有了样板戏《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的片段等。有时候也穿插几段传统的东北二人转曲目。比如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小拜年儿》、《月牙五更》以及二人转新曲《小两口回门》。还有四个人一起演的《三句半》、两个人演的《数来宝》以及《快板书》等等。那时候没有合适的排练场地，到了要参加汇演时就在生产队或者我们家的屋地上进行。每次的排练，演出，父亲都是组织者，领头的人。在那个经济穷困、政治挂帅的特殊年代，能有这样乐观的生活态度，实在是难能可贵。经常看父亲他们演唱，我们大一点的孩子也零零碎碎地学会了一些，我现在还能哼上几句。

父亲还会拉二胡，也是自己学的，没拜过师傅。爹说他拉二胡靠的是啷当韵，只要是会唱的曲目他练两遍就会拉。其他几个同伴也是一样。每次演出，他们既是演员也要轮流负责二胡伴奏。那时候他们的乐器有限并且很简陋。也就是二胡和锣鼓歘，记得有一年生产队长为了在公社汇演中评上奖，特批父亲他们8块钱，买一支铜质全新的小唢呐，（好像叫三机子、大一点的叫二节梁子）。这可把大家乐坏了。尤其是负责吹唢呐的赵树民整天拿着唢呐，到处显摆。别人想要吹一下也舍不得。有了这个新唢呐，大家的干劲儿就更足了，每天都练到很晚，有时到半夜时分，也不觉得累。这种兴奋的情绪在当年那种吃不饱穿不暖的条件下，真是难得。也充分显示了父亲以及当时年轻的村民们乐观向上的精神。有时候爹高兴了就自娱自乐拉一段二胡。夏天门窗开放的时候，悠扬婉转的二胡声音传得很远，引得村民和小孩子们聚集到我家院子里，人一多爹就更高兴，有时候聚到很晚。那时候没有电视，收音机也没有，晚上，父亲的二胡就是一种很好的娱乐。现在虽然物质条件好了，也很少看到农民们有那么快乐的时候。

父亲的东北大秧歌扭的很好，也是生产队秧歌队的组织者之一。每年春节各生产队都要组建秧歌队。秧歌队从进入腊月就开始在生产队院子里排练，正月初一开始在本村给家家户户拜年，从村东头一直扭到村西头，从第一趟街（该）扭到最后一趟街（该）。秧歌队每到一家门口主人都会放几个小爆竹以示欢迎。有比较富裕一点的人家还会给秧歌队带队的一两盒香烟作为酬劳。这时候全村男女老少都出来跟着秧歌队跑着，看着。这是当时东北农民一年中最快乐最热闹的时候。一般一个秧歌队会有五六十人，分成男女两队，每人左手拿着彩绸，右手拿着彩色扇子，身上尽可能穿的新鲜一些，不是绿的就是红的。有时候还加入丑角猪八戒、孙悟空、傻小子等等。比较隆重的时候还要加入跑旱船的。到了正月十五，全公社的几十支秧歌队都会齐聚到公社大院和中小学校操场上进行比赛，热闹非凡。恨不得全公社的人都聚集到一起。大家尽情地扭啊、跳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当时那么穷，为什么人们还那么高兴呢？每年的秧歌节都是父亲非常高兴的时候。

六、重视孩子学习。父亲说过，只要你们能念下去，无论是中学还是大学，家里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们读书。在那样艰难的岁月里，同村很多农民的孩子都是念了几年小学，认识几个字就回家干农活去了，而我们姐弟六人都念到了高中毕业，我和二弟还都读完了四年大学。作为贫困农民的父母要有对于知识多么强大的信念才能在那么困苦的条件下坚持下来。

记得一年夏天小学开学前一天，我和二弟俊和登校回来告诉父亲，明天开学每个人要交6毛1分钱书本费。两个人要1快3毛2分钱。父亲当时没说什么。晚饭以后父亲在屋地来回不停地走，我知道父亲是为了我们俩的书本费发愁了。过了一会儿同村的农民赵树春来串门，知道情况后给父亲出主意。你不是明天要去长春给生产队办事去吗，先把出差的费用给孩子交书本费，然后你从家里拿些青菜到市里卖掉再做为出差费用不就解决了吗。父亲听了长出了一口气。顿时眉开眼笑地把钱给了我和二弟。

中学的时候学校有时要统一买一些本子，需要交1毛或者2毛钱。除了十分必要的我们姐弟们从来都不向父母要钱。所有的本子都要两面写满字再丢掉，从不浪费。有时候没有练习本就找来报纸裁成笔记本大小将就用。那时候凡是能收集来的能写字的纸张我们都当做宝贝拿回来用。但是父亲总是尽可能地给我们创造好的条件让我们学习，遇到需要交钱的时候总是鼓励我们，花点钱不要紧，你们好好学习就行。在父母的鼓励下，我们都很珍惜自己的学习机会，学习成绩在班级总是排在前几名。小学五年级那年冬天我得了一场病，一到外面被风吹倒皮肤就起疙瘩，奇痒无比。在家里休学一个半月。病好了就不愿意上学了，父亲说你要上学，不上学将来没有出息。在父亲的要求下我又上学去了。

妹妹晓娟有一定的绘画、折纸和书法天赋。她自己也想好好学习一下，将来也是一个出路。但是买一些画纸、画笔还有上课都要花钱，每次父亲都积极筹钱，让妹妹买用品，交学费，有一次妹妹还在吉林大学的一个业余艺术班学习了半个月。还在双阳县文化馆跟一个叫许大可的老师学了一段时间。别人说，你家里那么困难，还是一个女孩子花那么多钱供她上学干啥，让她们回来干活还能挣钱帮助家用。但是父亲从来都不为所动。只要妹妹需要花钱，父亲都尽力满足。

1984年暑假的时候，我跟学校团委去大连旅游。回来的时候看到父亲因为车祸头上裹着纱布，躺在家里打吊瓶。脸充血也肿了，下不了炕。过几天就要到开学时间了，想到我和二弟都上大学、妹妹和小弟也要上中学，四个孩子的学费加上路费最少需要120多块钱，自己受伤躺在炕上又没有办法，父亲上火了。开学的前两天我把两个弟弟和妹妹召集到一起说。父亲有病了我们要自己解决学费的问题。你们都跟我到咱们家承包地里把能卖的豆角、苞米都摘回来，明天拉到长春市场上去卖钱当学费。一整天我们四个顶着小雨摘回了有一车青苞米和豆角。我告诉父亲明天我们到市里卖掉学费就够了，父亲的心情好了一些。第二天让大姐夫帮忙把我们兄妹四个和苞米豆角拉到长春市乐群街农贸市场，经过一个上午全部卖完了，换回了126块多钱。我大方地花了1块多钱请弟妹们吃了一顿油条，然后哥几个疲惫地回家了。当我们把结果告诉父亲的时候，他受伤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放心的微笑。

七、父亲的快乐：父亲一生虽然经历了很多的苦难，家庭经济条件也一直不是很好。但是那一辈人也能找到他们的自己的快乐。东北的冬天很冷很长，农民冬天没事干，除了春节前后集体扭秧歌、演节目。有时候父亲和几个牌友在晚上约好在谁家里玩纸牌。有时候也有一点输赢，不过是3毛5毛的，最有意思的事有时候他们玩牌赢火柴的，一盒火柴2分钱，可以玩一个晚上。但是这足以让他们尽兴。有时候头一天晚上玩儿过了，第二天一起干活的时候还饶有兴致地回味着哪一把牌谁打得好或者不好，还在谴责谁哪一张牌打得不对。其实那时候农民打牌是不被允许的。如果被派出所，公社或者大队领导知道了，就要被批评或者送去办思想教育学习班。后来还有一种扑克玩法很流行，名字也很带有文化大革命的气息，叫做打当权派。是四个人一起玩儿，每人五张牌，谁最先凑齐一个花色觉得五张牌的总分值在四个人中最大就可以叫牌，叫做“占”。别人如果觉得分值比他高就可以“打”，如果觉得不如他得分高就顺。很有点文化大革命战斗队的意思。最后是几家比分数高低论输赢。无论是叫“占”还是喊“打”的，分高者为赢。而喊顺的顺了赢者就一起赢，顺了输者就输。有时候家里没事，也没有别人玩，父亲就教我们几个孩子学着玩这种游戏。一家人在一起玩儿也很有意思。再后来又流行了一种玩法叫“钓鱼”，还有比较传统的“打升级”、“三打一”、“炸红十”等等。父亲头脑比较灵活，玩这些游戏赢的时候比较多，也总爱在别人面前炫耀一下。记得经常和父亲玩儿的人先后有陈大橛子、李老虎子、刘瑞生、霍长福、李文章、赵树民、赵树春、刘柏权、刘双全，张玉林、张二牛、石海燕等。如今这些人有的也已经不在了。

有一年冬天，父亲和年龄差不多的几个年轻农民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本小说叫《薛礼征东》，当时这是禁书，是不许传看的。但是几个人却如获至宝。每天晚上生产队收工后，大家赶快回家吃饭，然后趁着天黑陆续偷偷到我们家里来读小说。大家换班一个人读书，其他人听。怕别人发现，每到这个时候，母亲总是把自家的窗户帘子捂得严严实实，在外面看不到一丝光亮。房门也要插好，大家约定谁来叫门也不开。这样连续好多天把一本书读完了。什么时候再找到一本书就如法炮制。

父亲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看到孩子们学习好，有进步。我们一家兄弟姐妹六个上学的时候成绩都比较好，老师和邻居也因此很喜欢我们。每当老师或者邻居当着父亲的面表扬哪个孩子学习成绩好，考试得了一百分，那个孩子又被评为三好学生了，父亲听了总是乐呵呵的。每到学期末。我们几个孩子总要拿回家里几张三好学生奖状，父亲和母亲都会认真地把奖状张贴在家里的北墙上，让来家里的人观看。奖状太多的时候就把时间长的换下来，把新的贴上去。小学的时候一次期末考试，同班的弟弟语文算术得了双百。我的语文考试听写中错了一个“除”字，只得了九十九分，害怕父亲母亲不高兴，放学以后也不敢回家。

1982年，我和二弟上了大学，父亲非常高兴。那个时候一家里一年考上了两个大学生，在城市里都很少见，何况我们是生活在贫困的农村家庭。当时我们整个学校一百三十多人只有我们两个考上了大学本科，考进中专的也只有三个。以至于整个双阳县都知道这件事。那一段时间父亲真高兴啊。虽然家里很穷，但还是倾尽所有张罗了一场宴会，把大队的书记王亚臣、大队长刘纪忠还有亲戚、邻居都请来啦。听着大家边喝酒边表扬我们学习好有出息，父亲高兴地嘴都合不拢了，连连喝酒。

等我们上了大学，只有到了春节二弟才会回家来，甚至两三年才会回来一次。那时候父亲平时就盼着春节全家团圆。年三十的晚上，父亲也和我们年轻人一起在院子里点起一堆火，烧的红红的，旺旺的，还放鞭炮，放烟花。吃过年夜饭的饺子，父亲总会给每个在家里的孙子辈孩子发一个红包，虽然不多只有五块或者十块钱。但是看出父亲在给钱的时候自己心里很满足。每年正月初一，一大早父亲就把住在同村的大姐、二姐和邻村的妹妹几家都叫回来过年。一大家子人在一起热热闹闹，打牌喝酒。这是父亲一年中最高兴的时候。年纪大了以后，父亲身体也不好，就很少喝酒了，但是每次吃饭的时候他都把酒准备好，看着孩子们尽情地喝酒聊天，他笑呵呵地在旁边看着听着。顺便照顾着一帮孙辈的儿小孩子。

八、爱护孩子的父亲。可能是自己年轻时候缺少父母的关爱，父亲总是怕自己的孩子受委屈。在村子里无论是谁家的孩子和我们打架，如果我们吃亏了，父亲就会毫不犹豫地去找到人家讲理。我已经上初中了，有一次在学校与一个李老师吵架被老师打了，回到家父亲知道后，二话不说带着我就去学校找到校长，当时的教导主任是关向东老师，还有一个体育老师叫李汇泉，和父亲都很熟悉。他们俩好一顿解释说好话父亲才消了气，不再追究了。这样的事儿在两个弟弟和妹妹身上都发生过。甚至妹妹结婚以后和妹夫吵架比较严重了，父亲见到妹夫也会半真半假地骂上几句，替妹妹出气。父亲经常说一句话：“我的孩子我自己打骂可以，别人欺负就不行”。这一点我觉得自己和两个弟弟都很像父亲。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每年到八月份生产队就成立粉坊，收集社员家里的土豆首先加工成土豆面粉，然后再加工成粉条。父亲有时候会参与到加工过程中。父亲觉得孩子们没有好吃的，就借机把用水和好的粉面烧成面饼，然后拿回来给孩子们吃。这种东西也是我们小时候一种难得的美味。还有的时候父亲为了给孩子们解馋，在粉坊里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回来加工剩下的碎粉头，回来给我们炖豆角吃。

那时候生产队里也会给夜战（夜间干活）的社员加一顿夜饭。总会做点豆腐或者其他什么好一点的东西吃。每到这时父亲总是舍不得吃，饿着肚子把自己分到的一份拿回家来给最小的几个孩子分享。孩子们不懂事也不问父亲饿不饿，很快就会风卷残云地吃完。

每年秋天换季的时候是父母亲最犯愁的时候，六个孩子要穿的衣服要不少钱。每到这个时候父亲总是想尽一切办法让每个孩子都能穿上棉衣服，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母亲也很会安排，大孩子的衣服改一改给小孩子穿，两件破的衣服挑出好的部分改成一件完整的。冬天棉鞋里垫上妈妈用苞米叶子做的鞋垫儿也可以更暖一些。有时候亲戚邻居给一些旧衣服父母也能好好利用。所以那时候虽然家里很穷，也没有像同村的个别家里孩子那样冬天里穿着单衣服，光着脚丫子上学。父亲说过“大人再苦再难也不能让孩子们饿着冻着”。现在想来真的很难为父亲母亲了。

后续：一晃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九周年了，这九年我只要想起父亲，心里就会感到愧疚，觉得很对不起父亲。我的潜意识里父亲虽然身体不好，但是应该活到79岁，可他的生命只有66岁（67虚岁），让我总是接受不了。没事的时候就会从包里拿出父亲已经发黄了的身份证看看。想到父亲从来没住过好房子、从来没用过他想要的手机，想到父亲一生的不容易，眼泪总是不断地流下来。一次女儿问我“爸爸你想爷爷吗?”,我只说了一句“想”就赶紧转过身去，怕让女儿看到她心目中坚强的爸爸流泪。

前几天，二弟俊和给我传过来一张父母亲年轻时候和几个文艺骨干在双阳参加汇演时的合影照片。看到父亲年轻时候那么英俊帅气，联想到父亲年老时那么沧桑羸弱，真是感慨万千。这就是我的父亲，虽然十分好强，虽然天性快乐，却也因生活的磨难和时光的侵蚀从一个英俊少年变成了沧桑老人，最终离开了人世。我们一家人纵然有再多的不舍，也只能做为对父亲的怀念，纵然有再多的遗憾，也都没有任何办法弥补。现在母亲也老了，我一定要兑现在父亲灵前的承诺，让母亲的晚年生活幸福。

2014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