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看见电影银幕上不断闪现而出的大城小镇，你是否有背起行囊，前往当地一探究竟的冲动？或独自上路，或邀上三五好友，故事的发生地是否一如想象般令人着迷？《长津湖》的取景地丹东，这座见证了抗美援朝峥嵘岁月的城市，在21年国庆档期与电影一同“出圈”走红。与之相似，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每每变成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如《你好，李焕英》中的襄阳，《后会无期》中的舟山，《三枪拍案惊奇》中的张掖，《海角七号》中的恒春，《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中的稻城，《心花路放》中的大理和丽江等，去电影中的网红城市“打卡”成为一种新潮流。
城市与电影的缘分在电影诞生之初便已注定，工业时代推动着乡村与城市的变革，将后者装点为影像的舞台与戏剧的场景。在《罗马假日》《卡萨布兰卡》《午夜巴黎》《纽约，我爱你》《迷失东京》《爱在暹罗》《普罗旺斯的夏天》《西雅图夜未眠》等世界电影列表中，城市作为清晰的视觉符号，总能轻易勾起观众的情思与感慨。在近些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上，“北京城事”“镜游北京”等单元特意将一幅幅专属于北京城的画卷展示出来。泛舟于北海公园的少年（《祖国的花朵》）、流连于饭馆酒吧的青年（《独自等待》）、穿梭于胡同街道的市民（《二子开店》）都朝向各自的愿望与追求，生存在异时同地。
一边观看电影，一边阅读城市
在电影的世界中，城市常以复杂多变的面貌出现，如北京这座城市既属于主旋律电影，是《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父辈》中标志性的国旗、奥运与长城；也属于商业类型电影，是《北京爱情故事》《北京遇上西雅图》中浪漫爱情的初始场所；既属于纪录电影，是《流浪北京》《北京的风很大》中掺杂了世间百态的生活场景；又属于文艺电影，是《城南旧事》里的那抹化不开的乡愁余韵。
电影镜头对于城市的表达无外乎两种倾向，一是将城市标记为故事的背景板，风光巡礼般地把地标建筑呈现出来，如北京的天安门、颐和园、景山、长城；上海的弄堂、东方明珠、陆家嘴商业圈；重庆的长江索道、千厮门大桥、李子坝车站等等。但当进入故事和角色之后，有些电影中的城市本身便被抛诸脑后，与叙事产生界线与隔膜，最后只剩下城市的空壳和放之四海皆可的爱恨纠纷。二是为城市与故事赋予独一无二的关联性，无论是情节的发生发展，还是人物的心绪情思，都能与城市景观同频共振，如《老炮儿》中的“迟暮英雄”张学军与胡同里传统的江湖道义相互映衬，再如《火锅英雄》里的火锅店老板刘波的“魔幻经历”与川渝地带的巴蜀风情相得益彰。
可以说，直到城市的叙事意义被开发出来之后，城市的意象才不止于空泛的符号组合，而是拥有了更为生动形象的影像功能，关于城市文化的方方面面也浸入电影的细枝末节当中。肚仁儿、铜锅涮羊肉、油条豆汁儿是老北京的风味，小笼汤包、鲜肉月饼是上海的招牌，麻辣火锅、山城啤酒是重庆的性格。《老炮儿》中大量的北京方言词汇，《我和我的父辈·鸭先知》中连珠炮似的上海普通话，《火锅英雄》中通篇的川渝对白，都蕴含着区域方言文化的精髓。从饮食到语言，对于城市的白描越是精细，人物和故事所处的空间就越贴近真实。
熟悉又陌生：在电影中重新发现一座城市
恢弘怀古的“帝都”北京，繁华绚丽的“魔都”上海，潮湿热辣的“雾都”重庆，这是大众为城市贴上的个性化标签。但在影像中，城市不仅是一种地理标签，更是用以表达人物成长、情节走向与主题内涵的重要因子。
21世纪前后，“第六代”导演的镜头开始大规模地聚焦城市，《十七岁的单车》《苏州河》等作品中的城市承载了个体的创伤经历，一面是城市满目的繁华与熙攘，一面是边缘群体内心的废墟与荒芜，对城市的恐惧与批判构成了“第六代”的电影主题之一。这些电影中的人物往往是城市间的失落者与漂泊者，理想主义和传统道德观在城市与个人之间划开了一道巨大的鸿沟。
到了2010年之后，表达城市青年审美趣味的“新都市电影”应运而生，《杜拉拉升职记》《小时代》等颇具商业类型气息的电影将城市摆到了令人称羡的位置，外景尽是高耸入云的建筑，内景尽是璀璨夺目的灯光，城市在重重滤镜的包裹下变得唯美而丰盈。这类作品中的主人公是城市中的进取者，他们积极努力地融入更高标准的城市生活，其迈向成功的同时也满足了大众对于都市的乌托邦想象。
从《老炮儿》《火锅英雄》开始，2015年后城市电影中的市井气息愈发浓烈，这些电影不再刻意强调城乡对立或资本隐恶，而是开启了一场重新发现城市的旅程。城市的真实样貌被影像清晰地还原出来，营造出专属于某地的空气与氛围。重庆近年来成为带有悬疑色彩中小成本类型片的“新宠”，《少年的你》《刺杀小说家》等作品均属此列，而《疯狂的石头》早在十余年前就发掘了重庆的独特气质，但在当时并没有形成一股城市文化潮流。
电影中个体与城市的关系从抵抗走向和解的契机，需得归因于中国的城镇化比率不断提高，这就意味着全国大多数人口正在与城市发生着直接关联，城市不再作为带有原罪色彩的假想敌，也不再作为浮夸华丽的竞技赛道，而是电影中或浓墨重彩的空间展示，或暗含其中的叙事要素。
文化变迁中的城市：是异地还是故乡？
城市电影并不像普通类型电影那般，它并没有特别地瞄准某类受众群体，也没有既定的文化主题，它更多地反映着城市化进程中市民对于地域和居所的总体想象。正是在影像对城市细致的体悟与转述之间，大众的城市观想一览无余。
银幕里的城市究竟属于异地还是故乡？对于“第六代”电影的主题来说，城市是异地，是无法融入其中的钢铁丛林；对于“新都市电影”等类型电影来说，城市既是异地，是充满新奇事物的场所，城市也是故乡或已经成为新的家乡，是日常生活的广袤土壤。
在不同时代的电影中，关于城市的书写不尽相同。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现实主义电影创作中，城市多以再现式的面貌展现出来，呼应着电影的情节与内容，城市更偏向于一种客观实在。城市作为电影场景，往往以不加“改造”的方式被摄入画面当中，成为人物生存和漂泊的场所。
到了2010年左右，城市多以想象式的面貌出现在电影当中，与小妞电影、公路电影等多种类型相互结合，城市的某种“特征”常常被刻意放大，如古城大理在《心花路放》中甚至被冠以“一夜爱情之都”的名号，与现实产生了较大的错位。近年来以城市为主要背景的电影，更多地尝试结合当地的区域文化要素，发掘有潜力的类型与题材，诸如《我和我的祖国·夺冠》与《我和我的父辈·鸭先知》都牢牢抓住了上海弄堂文化的典型特色。从再现型城市到想象型城市，再到文化型城市，城市电影的不同面貌对应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化。
2010年前后正值中国电影跨越式发展的起点，电影院线迅速向三四线城市铺设开来，被称为“小镇青年”的观影主体为电影市场后续的繁荣追加了动能。《小时代》系列中对城市的奇观化呈现，均能触发三四线城市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群体对于大都市环境的想象，电影将上海设定为有别于普通城市的消费化、物质化的食物链顶端，象征着世俗世界的最高成就。而当越来越多的人领略过都市的风貌以后，都市神话不再成为电影竞相追逐与展现的主要内容，择一城一地讲述都市故事的方式被大多数电影作品所采纳，回归真实城市空间的叙事策略同时印证着新时代的创作风向。
乡村迁往城镇，城镇迁往都市，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城市迎来了新鲜的血液与日新月异的变化。当个体与城市的熟悉度逐步加深，当生活、工作、消费、情感与城市持续发生直接联系时，选择离开一座城市或是留在一座城市，都会牵扯出个体的独一无二的念想与情感。影像中的城市与现实中所感知到的城市相互交错，抽象为信息的载体与坐标，总能让观众忆起一些人、一段经历或是一个故事，就像《火锅英雄》里的老同学，像《北京遇上西雅图》逃离又回归的文佳佳，像《北京爱情故事》里宋歌与刘星阳未完待续的爱情。电影折射出城市的各种侧面，丰富着关于城市的想象，延宕着关于城市的记忆。
你生活在哪座城市？你心中念着哪座城市？你曾因电影对哪座城市心生向往？“游历在大街和楼房，心中是骏马和猎场”，歌曲《牧马城市》中如是唱着，道出了每个城市人心中的眼下与远方。城市汇聚着它的前世今生，自由地向电影与观众敞开心扉。无论是与城市擦身而过，还是在城市中诗意地栖居，无论是权当“游客”完成一次对城市的文化朝圣，还是做个“土著”感受熟悉城市里的方寸变化，电影中的城市总会以片段式的面貌与观众不期而遇，勾起他们对于地域的想象与回忆。城市间每一条走过的街道，每一瞥路过的风景，每一次停留的期许，或许都留下了某些印记，等待再一次重逢的瞬间。
【文/陈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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